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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遵循规则看成司法的理想主义目标,那么可以把结果视为司法现实主义,司法理想主义与司法现实主义正是规则主义与结果主义的翻版。

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基于农村土地集体产权和小农家庭财产制的特殊安排，确保了一个规模庞大的临时性、半正式和非正式农村劳动力可以持续被城市资本以低成本吸纳，从而可以提供中国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根据黄宗智先生的研究，自1985年以来，低报酬、低稳定性、低或无福利、没有国家劳动法律保护的非正规经济就业人员已经从所有城镇就业人员的3.5%爆炸性地扩展到2010年的 63.2%。

虽然是出于善意，但有可能导致理论和历史的死亡只有聚焦于种种二元悖论间的并存和互动，关注其间的连接和媒介，才能把握历史演进的真实逻辑及其未来发展的走向。而是伴随中国社会经济变迁所形成的具有悖论和矛盾身份重合的秩序形态，一种既巩固城乡等差身份又极其鼓励其持续流动性的法律格局。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法治进程，预设了整合于统一的市场经济以及相应的产权形态和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法律发展的历程，通过法律人和法律职业者的理念塑造，提供理性经济人在商品交易和资本流通过程中的基础法律保护。这些实践论可以表现为各式的法律现实主义、实用主义或社会科学分析乃至教义论，其思想光谱可以涵盖从左翼到右翼的模式论、本土资源论、法律史研究、法律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法学的各种版本，而其共同的特征则在于都陷入一种简单的回顾主义和本土主义，无视现有法律体系的缺点，并无视当今法律全球化中的一些必然的共同演变趋势。

中国当代法律关于人的形象的预设，按照黄宗智先生的概念，其表达与实践显然存在严重的背离。黄宗智先生始终是以中国历史语境下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张力为关照的意旨。他是真正将自己置于中西思想和文化并存的矛盾之中，将自己置于由古今中西之间所形成的种种历史张力的漩涡地带，在历史张力和历史悖论之中探寻历史发展的建设性动力。

在某种程度上，形式主义法学和本土资源派正是基于对城市/乡村法律各执一端的表述和辩护，立基于城市制定法与乡村习惯法的不同气质，各自建立了一个关于中国法律图景的非此即彼的静态描述。因此，黄宗智先生对中国传统法道德实用主义特征的概括，这里所拈出的道德主义和实用主义要素是如何具体结合的？其历史连接机制是如何持续演化和最终巩固的？这两种历史动力原则又是如何能够始终内在合契地共处，特别在疑难案件出现之时，当必须进行价值和原则决断之时，其决断主体和决断结构又是如何进行设置的？判断其合理性的标准又是怎样建构的？它是否可以被掌握在一个具有超然性地位和角色的群体或组织手中？ 从更法理化的层面而言，法律作为法律的特殊之处，正在于它的规范性运作过程中，存在一个必须作出规范决断的临界点。事实上，冷静地看，我们的问题，既不是理论太多，也不是实践太少，而是没有真正认识清楚和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而中国企业产权也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等级化的所有制形式，由此再形成各种特殊的产权结构以及相应的物权、债权和侵权法制度安排，同时还包括极为复杂的法人间与法人—自然人法律关系的构建。

更需要特别指出的在于，黄宗智先生的实践概念，绝不是对于历史和现状无原则的总体接纳。否则，实践论就有可能蜕化为无原则的浑融主义和犬儒主义。

惟有如此，才能以成熟稳健的历史智慧探寻出一条既符合实际又带有前瞻性的法律建设道路，这则是一条基于现代民主和社会公正理念所导向的中西融合的道路。即使破坏这种规范性期望很有可能带来某种实践上的好处，它也要求必须采取一种看似愚笨的非实用主义态度来维系所谓法律的信仰。只有聚焦于种种二元悖论间的并存和互动，关注其间的连接和媒介，才能把握历史演进的真实逻辑及其未来发展的走向。如果把握得好，是融会贯通。

因此，如果简单地将学术视野聚焦于正规经济和正规法律，并想象全国的劳动人民已经或行将被整合为一个同等待遇的单一劳动市场，完全无视规模极其庞大，由9亿农村户籍的半工半耕家庭所组成的广大劳动人民。但实践论的问题在于，它容易导致对历史和现状合理性的先天接纳，和对当下不合理状态的确认和巩固。这正是中国的历史社会法学能否发扬光大的一个内在制约因素，也是黄先生自己对实践历史概念自觉反思的出发点。它允许法律实践过程中的各种悖论现象，从而可以允许多重的矛盾和悖论、创新与演变，而不是将历史发展路径锁死在一种抽象的理论模式之上。

根本问题在于，研究中放弃了历史和政治的总体理论视野，从而导致法学研究缺乏具有贯穿性的历史解释力和兼具社会关怀的动力，有的只是支离破碎去历史化和去政治化的琐碎理论运用。二者共同的问题则在于，没有正视和处理中国悖论社会下法律的悖论化特征，而假装中国法治进程只是西方法律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简单复制版本，不同的只是对此采取拥抱抑或抗拒的态度。

概言之，法律的历史实践必然包含目的、原则和道德的维度。有趣的是，作为历史学家的黄宗智先生特别强调了作为启蒙哲学家的康德（Immanuel kant） 的实践理性概念的重要性，而其根本目的就在于要为他的实践历史概念提供其他各种实践论版本所缺失的规范性意涵。

这些实践论可以表现为各式的法律现实主义、实用主义或社会科学分析乃至教义论，其思想光谱可以涵盖从左翼到右翼的模式论、本土资源论、法律史研究、法律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法学的各种版本，而其共同的特征则在于都陷入一种简单的回顾主义和本土主义，无视现有法律体系的缺点，并无视当今法律全球化中的一些必然的共同演变趋势。三是市场化转型下出现的资本主义意义上的私有产权体系的发育。而作为后发的法律移植国家中的法律人，我们还会面临比理论/ 实践矛盾更深层次的价值认知困境，因为我们还必须处理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并因此很容易陷入各种应然和实然、事实与规范之间的价值选择困境。历史社会法学的问题意识及其前瞻性导向 黄宗智先生尤其擅长总结中国历史中的各种悖论现象，譬如其经济史研究中提出的著名的没有发展的商品化没有发展的增长内卷型商品化没有城镇化的工业化，以及其法律史研究中所提出的诸如表达与实践的背离和抱合道德实用主义等概念，都是其从实践到理论再返回到实践检验的历史研究方法典范力量的体现。悖论社会中的法律实践逻辑 黄宗智先生研究法律史的卓越之处，在于他深刻讨论了法律在作为悖论社会（paradoxical society )的中国所呈现出的悖论形态。本文原刊于《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03期。

而实践论的调和主义态度，则可能带来对史料选择性的裁剪和拼接。中国改革后期以来，正是通过各种特殊的法律制度安排，形成对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的极为特殊的保护形态和法律界定。

相反，在他看来，各种法律本土派和模式派的实践论，恰恰由于其只是回顾性地关心司法实践和无视前瞻性的法律准则，无视前瞻性的价值规范，所以只会陷入盲目的保守从而在根本上背离真正历史的实践逻辑。农村劳动力跨越城乡和地域的流动不是某种自然化与合理化资源配置的结果，而是基于国家法律政策的积极塑造和特殊安排所形成的人为法权结构，大量产权改革一方面大幅度降低了各种交易成本，但另一方面由其产生的负外部效应也被不成比例地转嫁到各类法律上的失语群体 (如农民工)。

当前的中国政治体制，既有现代官僚行政科层制从属于传统行政法规范的成分，但与此同时它又是一个既高度集权又深度渗透社会却不隶属于国家公法规范范畴的党国全能体制。法律作为维护规范性期望于不坠之地的一种特殊实践形态，本身就要求以一种不学习和不顺从实践的态度来维持这种规范性期望的持续稳定。

在黄宗智先生看来，作为其历史社会法学的意旨，探索成文法律的实际运作，需要将其置于社会情境中来理解，而社会情境的一个关键变数，就是不同阶级/阶层以及不同等级之间的差别，特别是城市居民和农村农民的身份差别以及上层和下层间的阶级差别。这不仅是指法律实践在中国经常违背形式理性法所预设的应然逻辑，同时也指向一双双相互矛盾、有此无彼的法律现象的并存。在黄宗智先生看来，新制度经济学和形式主义法学都没有考虑到这个基本的制度性因素。而如果把握不好，则可能蜕化为对现状合理性无批判的承认。

以此来安定一个更高层次和更大范围意义上的历史实践的可持续性。这个由多重悖论所组成的错综复杂的庞然大物，形成了一个难以被传统形式主义法学所概括和阐明的复杂法权结构。

中西方法律传统的混合既不会是简单的全盘西化过程，也不会是简单的传统延续的过程，而是两者的并存和互动。古代法律、革命法律和从西方引进的法律组成了一个复杂的混合体，这三大传统并存的经验实际构成了一个对于简单历史和理论框架而言难以融合的法律悖论现象。

这也是各种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观念力量在形塑法律历史过程中的真正力量。而地方政府正是借此利用非正规廉价劳动力以及各种各样的非正规补贴和优惠（包括法律政策倾斜）来吸引外资和内资，由此推动了中国的发展奇迹。

它们充当了历史车轨扳道夫的角色，通过对道德与正义原则的历史追溯和弥新解释，以此来塑造历史并改变历史的轨迹，从而赋予采取不学习和不顺从态度的法律实践以道德方向指引的驱动力。而黄宗智先生对中国当代政体的考察也特别强调了其悖论化特征。这种具有等级分化意味的法律形成了一种系统化的社会排斥机制，因而与各种新自由主义的乐观法律想象形成了鲜明反差。在他看来，整个中国法律体系其实正处于一个前途未卜的交叉路口和危机形态之中。

他认为我们可以在翔实可靠的经验证据的基础上决定对不同理论及其不同部分的取舍，结合多种理论传统中的不同洞见，进而探寻和建构更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概念。正是通过这种反对和抗拒日常实践的姿态，来承担其作为法律系统的特殊功能。

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基于农村土地集体产权和小农家庭财产制的特殊安排，确保了一个规模庞大的临时性、半正式和非正式农村劳动力可以持续被城市资本以低成本吸纳，从而可以提供中国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根据黄宗智先生的研究，自1985年以来，低报酬、低稳定性、低或无福利、没有国家劳动法律保护的非正规经济就业人员已经从所有城镇就业人员的3.5%爆炸性地扩展到2010年的 63.2%。

虽然是出于善意，但有可能导致理论和历史的死亡只有聚焦于种种二元悖论间的并存和互动，关注其间的连接和媒介，才能把握历史演进的真实逻辑及其未来发展的走向。